特裏·瓦什剛開始在倫敦布魯內爾大學上班時，他的工作主要是制止在酒吧和夜總會的鬥毆。此後20年裏，他注意到了一個變化：越來越多的意外與心理健康有關。

　　最糟糕的時候是開學之初，學生們力圖適應不在家的日子，要不就是放假期間，假期令留在校園的少數人感到孤獨。作爲學校安保部門負責人，瓦什不斷被叫去處置“心理健康緊急情況”，有時，他會陪有自殺傾向的學生去急診室，與他們待在一起。“我花了盡可能多的時間。”瓦什說。有時，他會花6個小時陪伴陷入困境的學生。

　　英國《衛報》近日刊登文章稱，越來越多的大學見證了焦慮、精神崩潰和抑郁症的激增。在英國，2015年入學的學生中辍學人數急劇上升，自殺人數也達到了可怕的水平——截至2017年7月的12個月間，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大學生，每10萬名學生中有4.7人死于自殺，相當于每4天就有1人死亡。

　　越來越多的學生覺得學校辜負了他們。2018年10月，倫敦大學學院的學生舉行示威，攪亂了校園開放活動。今年3月，戈德史密斯學院的學生占領了市政廳，呼籲爲少數族裔學生提供更好的心理咨詢服務。不少媒體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存在成見。2017年11月，英國《每日郵報》的一篇文章寫道：“我們就是應付不了論文截止日期，考試讓我們壓力山大，我們就是‘雪花’學生。”2018年9月，英國《泰晤士報》稱現在的學生是“雪花一代”，並暗示“直升機父母”溺愛子女。

　　大學有義務關愛學生，但在目前的狀況下，期待學校扮演家長、醫生和教育家三重角色，有些強人所難。這些教育機構承受著巨大的壓力，努力適應新的需求;問題不僅在于它們能否化解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危機，還在于它們是否有義務這樣做。

　　高校替社會受過？

　　校園成爲心理疾病高發地，反映出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危機十分廣泛。研究發現，如今英國24歲以下年輕人中有心理問題的，比上一代人多5倍。過去10年裏，醫療保障和公立學校的預算不斷削減，這意味著，許多有心理問題的年輕人在上大學前根本得不到幫助，他們會在大學裏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。

　　“大學只是整個社會現狀的反映。”布魯內爾大學顧問艾琳·斯通說。“這個時代對年輕人有很多要求。我們的工作正在發生變化，不僅有一份主業要完成，還往往得應付兼職。壓力來自技術、社交媒體、人際關系等許多方面。這些都會導致焦慮。”

　　2017年有官方數據顯示，49%的英國公民在30歲前可以進修高級學位。大學學位已成爲許多工作的必備條件。學費水漲船高，2006年，學費平均爲每年3000英鎊;2012年，這一數字升至9000英鎊;2017年，升至9250英鎊，預計還將繼續上升。現在，每個學生離開大學時平均背負大約5萬英鎊的債務。

　　“讓大學像企業一樣行事，不僅蠶食了學習的樂趣，也使我們生病。”時任倫敦大學學院研究生會主席馬克·克勞福德在爲英國《紅辣椒》雜志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。2016年到2018年，克勞福德每年都會向學校發起要求改善心理健康服務的請願，曾在一周內獲得2000個簽名。在此之前，這所學校因爲不肯把經費分給心理治療而飽受批評。

　　倫敦大學學院同意再聘請3名心理輔導員，但是，輔導員再多也無法解決所有問題。布魯內爾大學副校長威廉·萊希一直密切參與該校的心理健康支持工作。他指出，上大學可能是許多學生第一次獲得精神健康方面的幫助。“多年來，我們發現中學的資金嚴重不足，不僅是學校，還有社會服務、青年俱樂部……所有這些曾經的預防措施都消失了。”大學因此不得不承擔額外的負擔，擔起醫療或社會服務的責任。

　　很多心理問題與錢有關

　　布魯內爾大學是感受到政策沖擊的機構之一。肖恩·卡倫2014年到這所學校讀研時，就知道自己需要支持——一場嚴重的摩托車事故讓他無法行走。入校前，他和學校討論了輪椅通道的問題。“我非常高興。”他說，“他們把一切都准備好了，所以我不擔心。”卡倫很快適應了大學生活，但和多數同齡人一樣，資金壓力讓他緊張。

　　和大多數學校一樣，布魯內爾大學有各種社交活動，從俱樂部之夜到祈禱會。可是，過去的幾年裏，身爲學生會幹事的卡倫注意到參加人數下降了。派對的場地越來越空，可能是爲了省錢而遠離校園的學生增加的征兆——現在，超過50%的學生坐車通勤，很多人選擇和父母住在一起，上學要兩三個小時。其他人有時間限制，因爲他們忙于四處打工。這是學生承受壓力的另一重迹象——他們的課外時間越來越少。

　　對卡倫來說，缺錢是他大學生活中揮之不去的折磨。除了9000英鎊的學費貸款，他每年收到7000至8000英鎊生活費。一般來說，這點錢只夠付房租，剩下的生活費很少。第一年，他的社交活動比現在多。考慮到一個晚上的花費相當于每周去食品店采購，他很快開始重新考慮和朋友外出的事了。更複雜的是，他從負責學生貸款的機構收到的金額每年都在變，數額和還款期限無法預測。他表示：“生活成本在上升，經濟援助卻越來越差。”

　　根據2014年的一項調查，45%的學生做兼職，13%的學生每周工作35個小時乃至更多。這不可避免地影響學業，還會影響學生全面參與大學生活的能力。卡倫注意到，很多學生在最後一年暴露出心理問題，“如今，獲得學位不一定能保證你找到工作，或者不比沒有學位的工作更好”。

　　在校園內外編織“安全網”

　　爲緩解心理健康危機，大學采取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措施。今年，布裏斯托爾大學開設了幸福科學課程，這門課程除了授課，還包括每周一次的“幸福練習”，如冥想、享受快樂及做一些隨機的善舉。劍橋大學、布魯內爾大學、倫敦大都會大學和華威大學等在考試期間動用了“治療寵物”——狗、貓和豚鼠，學生們可以撫摸它們來緩解壓力。很多大學提供免費瑜伽或正念課程，目的是爲了支援已超負荷的心理咨詢服務。

　　2018年秋，莉娅(化名)剛到布魯內爾大學讀研時，曾仔細考慮披露自己躁郁症的病史。她在離學校不遠的地方租了公寓，沒有向同學透露病情，但把一切如實告訴了學校。學校給她安排了輔導員和導師，幫她安排時間，並提供切實可行的建議。

　　開學幾周後，莉娅發現自己坐在圖書館裏，完全不知所措。她的腦子裏一片混亂：我對自己期望太高了?應該放棄嗎?告訴朋友和家人自己無法應付的事情，應該感到羞恥嗎?她和導師溝通後，學校幫她轉入兼職碩士課程，這意味著，她的學業將分兩年而不是一年完成，也意味著她可以找到一份零工。在她看來，獲得幫助比休學更容易。她說：“社區削減了很多開支，我已經在公立醫療機構的排隊名單上苦等好多年了。”

　　高校與衛生服務機構的交流同樣可以提供寶貴的支持。莉娅仍然能得到所在行政區心理健康團隊的服務。校方與該團隊保持聯系，如果發現問題，學校可以通知團隊，反之亦然。“不管我做得有多好，弱點仍然存在。”她說，“辛虧有安全網保護我。”

　　“我們不是養老院。”布魯內爾大學的學術與學生服務副主任萊斯利·奧基夫說，“但誰都希望我們做得更多。我們不是爲了提供醫療服務，也不是爲了取代NHS(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)。我們的目標是讓每個人都能做到最好……每個人都想獲得學位。如果他們仍然有這種渴望，那就是我們與他們一起努力的目標。”

　　然而，即使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有所改善，大學生活帶來的特殊壓力依然存在。“如果你付不起房租，那麽輔導員怎麽說都不重要。”馬克·克勞福德說，“學校目前的運作方式……導致不良心理狀態。因此，至少應該投入資源，讓每個人都得到幫助。”